在当今浮躁的社会里，有些人被金钱压垮了；有些人被权利压弯了身；还有些人丧尽天良做绝了害人、害社会之事，冲垮了道德底线......

   然而又有谁会为了能踏踏实实读一辈子书，做一辈子学问，放弃了家中遗产的继承，推辞掉香港中文大学的高薪聘请教授，拒绝了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的名誉，甚至不羡慕香山2层别墅，有厨师、有司机的军官待遇呢?

他是学者黄侯兴，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同时，他在研究鲁迅、郭沫若、茅盾、成思危等名人方面多有建树，在文学领域颇有成就。著有《郭沫若的文学道路》、《鲁迅——民族魂的象征》、《郭沫若——青春型的诗人》等。

   上个世纪30年代，黄侯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泗水市毛石沙里镇，他的父母是商人，家族生意正逐渐兴旺。家中排行老二的他，每日坐着马车，在女仆人的服侍下，到当地的中华小学念书，过着衣食无忧的富人生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黄侯兴休学并迁至华人较多的？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继续他的学业。三年后，因母亲去世，他及家人便回到了祖籍福建泉州。

由于战争，致使他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学，但他从未放弃读书，那时的他小学还未毕业，回国后就直接跳级，升到了初一并被评为优等生；念到初二，又跑到了泉州市内，报考了省重点中学并再次跳级上了高一。

尽管父母是商人，没有太多文化底蕴，但黄老从小就养成了广泛阅读的习惯。“课堂上的课听懂了也就算了，但不捣乱，就看自己的课外书，回家也不大死学课本，但考试的时候成绩都很好。”

在那动荡的岁月，能有一个安静的学校念书真是奢望啊！黄老高中才念了一个学期，抗美援朝战争又爆发了。黄老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人”报名参了军。（当时政治审查非常严格：祖辈三代没有当官的，家庭背景干净，土改成分中农）

那时，参军的人要骑大马、戴大红花、被人们热烈地送行。可黄老非但没有马骑、戴花，反而，成了被稀里糊涂地送往北京的少数人之一。途径上海，在上海国际大饭店，再次接受10天严格的审核，中间不许与其他人说话。终于到了北京，他被直接开车拉到了当时中央领导聚集区—香山。在这里，一个月不能给家中写信，家人不知其生死。后又被强迫吃味道不对口的窝头，这是他正式接受了军队的严苛训练。

52年底，17岁的黄老被派到了中南海机要处搞电码工作，这在当时是令人非常羡慕的工作！军队规格很高，第一年便是正排级，供给制度下生活福利相当不错，工资待遇也高，每月62块，后来允许通信时，他每月都给父亲寄三四十元。

但军队的纪律严格，只能看《学习杂志》、《人民日报》及一些党报党刊，小说一律不能看，这对于热爱文学、离不开书籍的黄老来说无疑是煎熬。在此期间，他曾写过一篇散文小品：《会议胜利与结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因是机密工作，出门都需三人行，两人监护做汇报，五年间，由于纪律严明，机要局离西单、王府井那么近，他却重没去过，加上来往书信要检查，吃饭位置固定，结婚终身等各种规定，这样闭塞的生活方式，没有书读的日子让黄老深感郁闷，那种想读书的欲望就越发高涨。

55年，机构精简，黄老心想机会可算来了，便立即打报告要求转业。

转业后，他到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在政策研究室做局长白如冰(建国后山东省第一任省委书记)的业务秘书。正赶上手工业合作化，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白如冰就让黄随行到中南海给陈云做汇报，在小轿车上嘱咐他“只需记录，不准说话，不准提问”。黄老工作努力，连夜整理的稿件交给白如冰，即便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但求知欲强的黄老在56年暑假突然跟组织请求说“我要考大学！”。

   只读到高一要考大学？“这样吧，我们把你保送到人民大学。”对此，黄老专程去了一趟人大，看到当时学校学习气氛较散漫，何况当时那没有中文系，实习占两年，真正读书也只有两年，黄老认为不是自己想要的。

   次日，他又跑到北大实地勘察。北大有中文系而且都是名师，像冯友兰、朱光潜等，名师如云，敬畏之余，“好高骛远、不知天高地厚”的黄老放弃单位保送，高工资待遇，毅然决然下定决心考北大。

那时的他负责给在前门饭店、北京饭店开会的领导发资料，开会时他便躲到厕所复习功课，业余时间也从不离开书本。

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他走上了考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了当年的考试成绩，黄侯兴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北大，学号是5607003。白局长本以为他会回到自己身边做秘书，哪曾想自己亲自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了他。

北大5年，头两年打基础，黄老认为自己古代汉语底子薄弱，便尤其注重这方面的培养，加强这方面的修养，正赶上老师是杨伯峻----高度近视却满腹经纶的老先生，黄老甚是爱听林涛老师讲的唐诗，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游国恩讲的楚词。他如鱼得水，汲取着北大的营养。

   游国恩老先生在冬天身着旧式的大袍，将离骚重头到尾背下来。从不看报不听广播，只埋头读自己的古书。有个学生捣乱，问道：“刘先生啊，这个，雷锋是哪个朝代的啊？”游先生立马蒙住了：“兄弟会去查一查，回去查一查。”一个礼拜后回来：“哎，兄弟翻遍了很多古书，这位同学能告诉我是哪个朝代的吗？”但是老先生是一肚子学问，编著的《楚辞概论》仍是难以逾越的。游国恩大师专心致志做学问，传授给弟子给后代，这就是他的贡献，这样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黄老，致使他也专心致志地学习。黄老不主张学生花费太大精力在电脑上，而是关掉设备，实实在在读一本书，收获是大不同的。

   三年级专门化后，进了文学专业，主攻54以来的现代文学，以便了解古代文学是如何传承下来的，现代文学的核心人物是鲁迅，于是黄老开始系统的读鲁迅全集，读一遍不够再度第二遍，他那时对鲁迅的喜好逐渐成为他终身研究的方向。

  “我真是胃口太大了”到了五年级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黄老写了《鲁迅思想初探——兼论鲁迅小说里的知识分子形象》，交上初稿指导老师杨晖教授说“你这水分太大，要把毛巾的水拧干再给我，删掉一半!”黄老反复修改，砍掉一万九千字。“还可以再砍”，最后砍到一万四千字，终于论文得了优。

但令黄老更加喜出望外的是，这篇论文被杨教授推荐到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对于一个本科毕业的学生无论如何狂妄是不敢往教授们的学术阵地上想的！在学报上发表本科生论文，这是头一例。

1961年第5期，论文在《学报》上发表，同一期上还刊登了王瑶，朱光潜，任继愈等大师的文章。那本学报，黄老至今还珍藏着，上边有画的圈圈点点，泛黄的纸张上满是岁月的痕迹。就在同一年，黄老直接被保送为王瑶教授的唯一一个研究生。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王瑶先生担心黄老作为中文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指出：“你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不能影响学习。”黄老决定要向鲁迅一样，学会“钻网法”，在严密的政治落网中钻出哪怕是一时一刻的读书时间。

“自信，要往上走，好胜”现在黄老回想，当年如和白如冰一起干下去，或许已被提拔为高官；经商，或到海外继承遗产，他将成为富人（父亲曾叫他重回印尼，他也放弃了）。不经商，不做官，一心只愿读书，做学问。“我就是个读书人的命！”黄老引以为豪！

   1965年黄老被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讲现代文学。

但不到一年，史无前列的文革爆发了。停课后，当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组长的夏青找到黄老，希望能去给播音员讲鲁迅，没有报酬，黄老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侯宝林，赵忠祥，林如，李娟等都曾做过他的学生。

又一次，夏青让黄老听赵忠祥的录音——即将播出的《狂人日记》。黄老师听后说自己虽不懂播音，但按照自己对狂人日记的理解，赵忠祥对结尾“救救孩子”一句的处理存在问题。鲁迅笔下的狂人绝非一名战士，他是被虐待被迫害而发狂的人，所以调子不应太高，而应低沉以表无奈。他的讲解及对鲁迅的深刻理解得到了一阵阵掌声。

文革时黄老带了鲁迅全集4卷，一个月只放1天假，别人这天去洗澡洗衣服，黄老就坐在马扎上看起鲁迅的书。巡视人员问道：“为什么不看主席的书？”“读过了。”“读够了？”黄老成了反动知识分子。每当谈起这段往事时，他总是说：我不算什么，“比我受害深的大有人在！”

粉碎四人帮，学校复课后，黄老曾给李瑞英以及《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主持人上课。80年，成为北京市较早的一批副教授。

有一次，黄老到王瑶先生家请教，那时，郭沫若先生刚过世，王先生建议黄老写关于郭沫若的文章。几个月的时间，黄老奋笔写出了长篇论文《试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在当时学术刊物寥若晨星的情况下，论文发表在颇具权威性的《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4 期。随后又写了《郭沫若的文学道路》，至今是博士必读书目。

    后来，郭沫若研究室及学会成立，黄老被调来搞研究工作。他特意强调不坐班，不论什么岗位也不能占用他读书写书的精力和时间。

黄老从不受人支配的，搞研究强调尊重历史，有理有据。

一次，郭沫若家人找到黄老：“你说我父亲跟我母亲不是结婚，是同居？其她夫人都是结婚，唯独我母亲是同居。”“你好好看我的书了吗？我明明写着‘结婚就是原配，’张琼华是名门正取，你母亲和佐藤夫人只能叫同居。证据就在郭老本人，他在一信的落款中写妻——张琼华，妾——于立群，我没称她为妾，同居就是了。”从此郭家人不再来打扰黄老。“言必有据，做学问要扎实，经得起推敲。”这就是黄老的治学之道。

    黄老在中国传媒大学开了古代汉语的课，一学期的课只给了16节的课时。“16节讲什么啊？”黄老很是生气地说。文学基础的地位在他心中从未动摇，而不是些技巧就能敷衍的。

  “方法论，文科需要理解和发挥，但不是漫无边际的，一切要尊重事实”。在《孔子与论语》一书中黄老批评有些人神话历史人物。孔子是奴隶主阶级，梦周公想回到奴隶制而不是封建制，未与时俱进或是支持和谐社会。之所以为圣人，正说明使后代统治阶级将其捧上来，生前确实“丧家之犬”。“文学评说可以深入浅出，但本要正，不做文化骗子”。黄老就是个治学严谨，身正坦荡的学者。

黄老曾作《批评与质疑———漫话中学语文课本（现代文学部分）》，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轰动效应。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拟就此议题进行评说，请他作为“嘉宾”出席，后被上级禁止而取消，改为讨论中学语文教学法，黄老谢绝了参加。

   “过去，中国新闻层层审查，结果就像鲁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这是愚民政策，这种封锁太可怕了。”86年王老作为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到日本看‘已腐朽的帝国主义精神’，可见到的却是先进的城市建设。走出国门，打开眼界，不夜郎自大。研究不受拘谨，多角度孜孜不倦的探索，用更广泛的维度来丰富主干。黄老主张吸取先进的经验不断地完善自己，完善学术。

如今八十多岁的黄老，由于眼睛状况不太好，但思维依旧敏捷，不停地思考问题，不断地笔耕，写书一次成稿，像古人一样打腹稿。

   《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于枯坐冷板凳——我的学术之路》中黄老曾追述自己一生的学术道路。甘，心甘情愿。商业化大都市香港没有读者，不去！传媒大学副校长，行政事务繁杂，不去！“甘于清贫就像离开了这个世界，来到一个自己的小天地，我自得其乐，心态平静。”

  “这三点我都做到了”现在摆在书桌前的还是一个无椅背儿的小木凳，这是遵循当年爱因斯坦弟子--北大副校长周培源的开学讲话：不做靠背椅。黄老一直以小木凳为友，坚持信念：有一个好身体是做学问的前提。

他家家居简单，上次装修是80年代，古朴的韩式地砖已掉了几块，参差不齐的壁纸被小孙子抠掉了些许。看到他是如此的平凡，谁会想到他是中国著名大导演黄健中的兄长，也是使黄健中走上文学之路的重要引导者之一。当年，本要报考哈工大的黄健中因体检检查出肺部有阴影休学一年，心情不好便看些杂七杂八的书。黄老见此情况就按书单每星期从北大图书馆借外国名著给他看。他们倆是学问上的互通者，事业上的倾诉者；他们不惧年龄，不图利益，只坚守自己喜爱的阵地！

   黄老回忆起那荒诞不经的往事，其中的悲与喜大都化在大悟的笑声中。在有些范进拼命往上爬时，黄老自由的文人气质化作一阵清风，扑面而来。

□记者 李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