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蹬着一辆小型电动三轮车，身着深灰色条纹T恤衫，拐过大院小路，在自家单元口稳稳当当地停下。身上还带着刚同宝贝孙女见面的轻快与喜悦，动作敏捷熟练。若不是上楼时腿脚微跛，别人根本无法相信，他曾在十年前的非典浩劫中九死一生。

他叫荆德申，今年57岁，是一位非典幸存者，或者说，非典后遗症患者。

十年前的遭遇，或许纯粹出于偶然。

那是2003年3月，父亲患了脑梗，母亲又因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一同住院。在市政公司做项目经理的荆德申实在工作太忙，只能趁着晚上下班匆匆赶去医院陪伴。

仍然没能挽留至亲，母亲还是去了。

好在，母亲风光的大葬礼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在悲痛中还未得以舒缓的他，却不知道，命运此时正跟他悄悄开起了玩笑。

“五七”过后，荆德申发现自己有点低烧。去天坛医院做检查，被医生告知“肺部有阴影”，要求留院检查，并要求家人陪伴。当时全国都处于对“非典”疫情的恐慌中，他也不免担忧。

检查过后即出现高烧。第四天他的妻子李连香也出现了高烧情况，保险起见，他们立即拨打120去了医院。

这一去，却是主动进入了病毒的包围圈。

用了十年来逃避，夫妻俩早已不愿回忆起当时的日子。

“什么都看不见”，荆德申这样描述。长辛店医院的一个多月，从病房窗口望去，只有低矮的围墙，稀疏的树木和北京并不清澈的天。自由被严格限制在十来平米之内，与之相伴的只有身边的妻子李连香和步履匆匆的护士医生。“那一个月，我们把一辈子的天都聊完了”，妻子微微笑着，望着他。

“把每天都当作最后一天过”，现在，这也成了荆德申的人生格言。

还是幸运的。毕竟，成为了活下来的一份子。

此时还不知道的是，他也成了非典后遗症患者中的一份子，在北京的那一百五十六分之一。

离开医院回到家，却再找不回熟悉的感觉。“最难受的，是邻居朋友的躲避。”荆德申能够理解所谓世态炎凉，却无力抵挡汹涌而至的孤独。有的朋友隔老远便低头避开，同楼道的邻居们先后搬离，大院里人们茶余饭后闲谈，却不知口中的主人公正站在身后……

也有温情的时刻。

对面楼里的老司一家，平时没有过多的往来，却在最难的日子里每天买点儿饭菜搁在他家门口，不多言，但始终惦念。也有个别本以不太联系的同事，离老远就跑过来拉着手嘘寒问暖。“真是热泪盈眶”，他回忆着，仿佛当时的场景就在眼前。

时隔近六年。

他绝少谈及自己身体的不适，却将巨大心力投入保健品行业，加入了直销的大军。

此时的荆德申已是直销行业里出名的前辈，走到哪里都被人簇拥，尊称“老师”。在各地奔波着做演讲，邀约不断，收入不菲。靠着给别人推销产品和理念，日子也算风生水起。

“荆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导师。”25岁的甘肃姑娘彭禹涵说。6年前，孤身一人北漂的她因为机缘跟着荆德申一家同吃同住，也在店里帮着做直销。“荆老师教了我太多，做人，还有做事，各个方面。”分别近三年，彭禹涵回想起，仍然感激荆德申的引领。而她到现在仍在这个行业里。

在所有人面前伪装积极乐观，荆德申却是骗不过自己。妻子早在零三年底便确诊患上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是北京市确诊的第一例。

身体早就承受着病魔侵蚀，不愿去医院，不愿接触任何与“非典”、“疾病”等有关的字眼。“真的是怕了”，他这么说。他惧怕医院，惧怕医生，甚至惧怕白色。

终于挺不下去。于是，他成了一百五十六分之一。

“我不会跟任何人讲疼痛的事”，荆德申信誓旦旦，更像是在讲给自己听。

连跟儿子也没有讲过。夫妻俩默契地保持一致，向来在儿子面前丝毫不谈自己的病痛。

而儿子，也成了他们最大的骄傲。

非典发病之初，正值儿子念大学之际。突然的变故，他却是勇敢承担了起来。经受过这次考验，毕业之后，他毅然去了珠海闯荡。父母当然不阻拦，半年后回京创业，那个当年身无分文只带着满腔理想与勇气的小子，终于在几年后全凭一己之力买房购车，并娶回了心爱的太太。

看着一岁多活泼可爱的孙女，荆德申终于能松口气，舒心微笑了。

谈及这些年的经历，老友丁庆坡最有发言权。相识之初，二人为市政公司的工程合作伙伴。“那时脾气可大，不熟悉的人都怕，我们也怕。”丁庆坡笑着，又说，“可他跟工人们都能打成一片，同吃同住，为工人想。”多年挚交，他钦佩荆德申工作尽心，原则性强，“不该拿的一分都不动”。但更触动的，还是二人的友谊，“我就拿他当亲兄弟看！家人都不愿意说的事，就爱找他商量。”

经历了，看淡了，这些年，荆德申的脾气小了，爱好也渐渐多起来。

养花。家里常摆着几盆花草，君子兰、墨兰、建兰、虎皮兰，从市场买来的营养土，根据习性精心伺候。一盆花的叶子长的不齐，用餐巾纸卷了细心夹好，像是做了小手术。

养鸟。鸟儿养一只，却有五只笼子。两只用于鸟儿的日常生活，可以自己在里边淋水洗澡。两只闲来便用手细细“盘”，也就是抚摸笼子的纹理，日子久了木质也更加圆润，却像是在养笼子。还有一只用作收藏，造型古朴大方。

品茶。窗边阳光最好的桌上摆了一整套茶具。大的小的茶杯茶壶，各种质地，对应着不同的茶种。有时在窗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妻子也陪坐着做些手里的活儿，偶尔搭两句话，平静却自得其乐。

养鱼，养蝈蝈，骑自行车……这些原本为逃避痛苦而培养起的兴趣，终于成了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妻子是高兴的。这么多年的包容迁就，总是在配合丈夫。而现在，她也想开始找找自己的乐趣，跟着老师学学编中国结。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被精心梳理，他们用行动践行“最后一天”的承诺。

荆德申不愿拄个拐棍，也绝少主动提起自己的后遗症或是残疾人身份。“自己能做的尽量自己做，不麻烦别人”。每天上下楼，随手拿块抹布，也算帮楼道的邻居们做了卫生，他很满意自己的这些“贡献”。

也因为此，荆德申同样拒绝了慈善组织或是其他好心人的帮助。方渤，同样是后遗症患者，也是北京地区的代表之一，多年坚持带病上访寻求政府的帮助。荆德申支持方渤等人为所有病友所作的努力，也由衷钦佩着，但自己却不热衷。

经济上，他感谢国家所给予的。但作为一个民建党员，荆德申更时刻关注这个国家对待百姓的政策。

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来看清。

身经非典一役，荆德申无法说服自己。比如，那年的四月八日，全国已宣布非典列为传染病，医院为何还未对疑似患者的他进行隔离，且要求家人陪同？非典后，因过量激素摄入而导致的二三十种后遗症在幸存者们中大规模出现，为何只有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列入国家认可的医治项目？这一公共卫生事件，为何在信访工作人员口中，轻轻“天灾”两字带过？且十年时光，仍为给出一个交代？“可以理解，不能接受。”他这么描述自己的情绪。

荆德申等待着，到了什么时候，我国能在公共卫生问题上出台更好的应急方案？什么时候，上级的政策能够真正被有效实施？什么时候，人民的权利可以更好地保障，而不用像他的病友们，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连年上访却杳无音讯……

这些问题，或许只有时间能够回答。

□记者 郭小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