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好学生，不是学霸

贺老师上初中和上研究生都是保送的，虽然老师笑称“考博的时候都找补回来了”但和其他与她有着同样学习轨迹的人相比，她少了两年备考的经历。正是这两次好学生才会拥有的保送机会，促使我问出了“您是不是学霸”这样的问题，而她给我的是否定的答案。“是好学生，这不用避讳，但也不是只顾着学习什么都不玩的那种。”

她说自己在大学不是每一门都那么拔尖，全年级40个人，综合成绩基本能排到第三，“大学期间其实是被学霸逼成那样的，因为我们学校是全国招生，班里很多同学都是从外地考过来的，所以他们在英语的基础方面本身比我们就要强。”这种情况给她造成了无形的压力，而她的优势则是由于从小生活在北京，“接触的东西比他们更多一些，视野会更宽一些。”在课上，很多课都会由外教来上，贺老师经常会和他们呼应。课下她还会参加很多活动，“比如英语角，还有红蜻蜓志愿者团体，还经常以党员的形式参加各种活动。”

“大学生活很充实”

老师用了“充实”二字来概括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这两个字指的是：“不光有课堂，还有实习实践，非常实在，是有很多内涵的。”她觉得那个时候所接触到的内容，是在现在上大学期间没法体会到的。现在已经是有点西式了，我们那会儿还是硬碰硬的，现在大学的教学有点意化了，就像过去说的职高和技校一样。当她成为老师之后，尤其是在课堂之上，她能明显地感觉到，有些同学喜欢那种上手去操作的。“更加地急躁和功利，就是更实用主义，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更多地）还有一些理想。”

这种差异在各方各面，都能体现出来，老师大二入党，她说自己入党也没有想过那么多，“那会儿的感觉和现在也不大一样，对好多东西的感觉也都比较纯粹。”

当问到她，这么充实的大学生活，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时，她想了想，说：“大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我在想如果我那个学校当时在海淀就更好了，我可以到各个学校听听课，参加一些活动，我到上研究生的时候，才会想到坐车，到海淀区去听一些讲座。大学在朝阳区，觉得和那些学校里的稍微有点远，校级的活动参加的有点少。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渠道去参加，包括到国外一些短期的交流，信息比现在闭塞多了，你们现在都有好多好的机会，那时候我们基本没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贺老师大学选择了和英语相关的专业，是兴趣使然。“初中最早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阿姨拿了一份英文的说明书，让我帮她翻译，我那会儿也就是磕磕绊绊地翻一些词典什么的，能把说明书凑合对付出来。”这个经历告诉她，“学一个东西，实际上是为了用的。”老师上初中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全国上下掀起“奥数热潮”，而贺老师并没有成为当中的一员，“我通过参加英语的奥林匹克学校，又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不去参加数学奥校是因为数学那方面并没有特别吸引我，倒是语言这方面为我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说到当今大学的学风，贺老师认为：“这个其实是要有一个氛围的，如果只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就会觉得有一种惰性，如果说你换一个环境，假如说你到其他的一个空间里去，接触外面的人，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学习，他们可能年龄比你们大很多。这体现的是一个终生学习的概念。”

她觉得，学生在大学在读期间，应该多去那些名校，“不一定说你的好朋友在那，也许就是有一门好课，你去听一听，真的你会觉得，他那里的本科生和你们完全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有时候我就在想，能考上北大的是不是另外的一类人，他们是不是都很聪明？其实他们并不是人人都很聪明，其中也有很多资质平平的人。最后他们却能做出成绩，是北大帮他们培养了一些好习惯。”

“有些同学学东西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是为了以后做什么的，这就会把兴趣点降低了。比如你们学英语是为了考四六级。我当时学英语是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就是为了帮人家看说明书，这就是当时的最简单的需求。”

而这简单的需求，成为了她前进的方向，像无形的线，引领着她走上日后进一步的学习和工作。

“走上学术之路”

   贺老师在课堂上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曾笑着说：“……后来我就走上了学术这条‘不归路’。”当然，从老师的经历可以看出来，这只是一个玩笑。这是一条她计划过、喜欢又适合她的路，这条路上的每一个她的脚印都清晰可见。

   这条路可以追溯到和老师上大学之前，“我初中高中那会儿没有想得那么清楚，到高三的时候，有老师到学校去招学生，那会儿就希望学一个跟英语相关，但是又有自己专业的。”当时，国际新闻是外语系开设的一个分支专业，它与英语相关，又加入了新闻专业，还有“国际”二字，这一切吸引贺老师做出最后的选择。“那些年，‘国际新闻’专业特别时髦，它的时髦是由于国家需要外向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而这个专业正好符合当时的需求。”而这个专业在当时确实培养了不少人，像是陈鲁豫、陈晓楠和很多中央台的记者，都是贺老师的“嫡系”前辈。

时间移到千禧年，这前后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而对于贺老师来说，倒是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反而是很自然的过度过来了。2000年的时候，她读大四，“我们这个专业是五年制的，当时同学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国际新闻专业培养的才是真正的跨世纪人才，因为我们从九十年代一直读到了2001年。”当时的贺老师，从心理上有一个期许，希望在未来，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能够有很多就业机会，能更好的为国家效力。“在大五那一年”她笑着顿了一下，“我当时是有进北京台工作的机会的，但那种机会不一定是我特别喜欢的。我慢慢觉得，电视台工作就是实习这种形式，我是从大二暑假的暑假开始一直到大五，这个过程就一直觉得都在往外掏，往里充电的机会都是在变少，心里有点发慌，后来想了想觉得自己应该还是要先充实多积累吧。”在这个犹豫的当口，也就是在她读大四那年的第一个学期，学校传来消息：可以保送研究生。这对于贺老师这样普通工薪阶层家庭出来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当时带她实习的老师的，想让她申请到国外留学，“那会儿我把GRE、托福什么的都考了，但是国外如果你读传媒专业有一部分是自费的，后来想想，比较实在的，比较适合的，那就还是选保送（这条路）。”就这样，贺老师开始了三年研究生的学习。

在研究生阶段，她已经决定下来，将来要进高校。学校相对职场，更加纯净一些，这点也是贺老师喜欢的地方。

其实这是她无意中发现的，“以前也会向往在外面那种状态，但后来觉得这个可能是在你从小你生活的那个环境中就已经给你埋下那种基因了，你就已经适应那样的环境了。”她从小就生活在大学里面，周围的邻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环境，不一定说直接是父母对你的影响。”

有了明确的目标，随后的过程也算是比较顺利。“在工作这方面确实是但大体上按着自己设的目标走的，但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日程表，说我到什么时候，必须怎样，都是一个顺其自然，达到那个功夫了，都是在个人嘛，自然而然就能达到你的预期了。”

“你只要往前走，就会越来越接近目标。如果你停在那儿，永远都达不到。”

在“美感”中收获“独立思考”的习惯

“我觉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带给我的是一种美感”，这是当被问到，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的环境下，学习国际新闻这样的学科，这种随处可见的差异之间的碰撞给她带来了什么时，她的回答。

由于进行了五年的大学学习，贺老师接触了比四年制更多、也更深入的专业课程。她说给她带来影响最深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中国老师，“是教我哲学课的闵惠泉老师，我们那一门哲学课其实老师讲了很多东西都是西方哲学，和你们想象中的那种‘马哲’不大一样，‘西哲’讲了很多批判学派里涉及到的一些人。”她说闵老师在平时特别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推荐的书都是《苏菲的世界》、房龙的《与世界伟人谈心》这一类型的，“不像传统教科书，是外国人书写的哲学史，看看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慢慢地顺着这条路就会选择其他的一些书来看，可能影响到人的世界观吧”老师顿了一下，可能觉得不全面，补了一句：“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次说完就笑了“还有价值观，三观！”

这门课以及教课的老师对贺老师之后的学习和工作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种影响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思维上的影响”。

另外对她专业影响仍比较深的，是一个外教，她的名字叫Melanie Smith。

“她是一个美国电视台的出镜记者，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读研究生然后就到中国，一边做她的毕业论文一边教书。等于她是有业界经验的，其实放在那么多年前，这个也是很超前的一个做法。对于学校来说，能请到这样一个人，也是非常有利的。她就从业务方面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她一般在上课时也注重让同学真正的去体验，给你一个选题，你马上就要去跑采访，在规定的时间内她要截稿，你要上交的要么是录音，要么是电视录像。”老师说得很有兴致，好像当时的画面又出现在她眼前。“这一个老师伴随了我们三年，后来她因为他母亲生病，她就回国了。”

在大学期间，这一中一西两位老师，给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影响，以致于“这么长时间以后我还能回想起很多细节来。”

“我能够更多维地去看这个世界，开阔了眼界，变得更包容。有很多问题可能从中国的这个思路去想有时候会想不通，换西方的思路去想。”在她看来，近代的中国本身就是受了很多西方的影响，特别是现在学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舶来的。但她在看一些西方的著作的时候，会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而不是一味盲从。

“其实这也是思想的一个转变，原来我可能在刚工作的那段时间，买的教材和日常看的那些参考书都是国外的，能看原版尽量看原版的。后来通过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就是我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做访问学者那段期间，就接触他们那边的老师，我发现他们培养的是学生的批判意识，而且你要把这个东西还原到历史的场景下再去看它，这里面肯定有很多东西，一些脉络，你就会带着更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它，而不是说‘唯西方论’”。

到了2011年，读博之后，贺老师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提高。“博士生时候的课，更多的是给你一个宏观的思维框架，让你站得更高，去看以前的那些琐碎的事情，把它们放到那个宏观的框架里面，这个框架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你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思维就会更加的缜密，有很多时候在写东西或者在看一个事物的时候，不会特别急躁地去下一个结论。”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微博上有一个观点，你可能第一眼看时，觉得很有道理，推敲后，会发现那个观点缺乏论据，完全站不住脚。所以在新媒体时代，这些也会给我们一个警醒，也是一个考验。你怎么去应对外界的信息，是跟从他呢，还是我要形成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当然是有依据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判断，更多的时候是要形成自己的一个思维方式，不要人云亦云。”

本科生、研究生、老师、访问学者和博士生，把这些身份全都经历之后，到现在，独立思考对贺老师来说，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一个终生受益的习惯。

以前的学生，现在的老师

   既然每个老师都曾经是学生，而每个学生犯过的错误，老师们是不是也都犯过呢？

当问贺老师怎么看“现在的学生上其它课看英语，上英语课又不好好听”的情况时，她笑笑，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这样，包括我在内。这不是个别现象，在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把时间利用得更充分一点，可能在一些特别无趣的课上，去看其他课的内容，这个也挺正常的。我注意到北大学生在一些很有意思的课上也干一些无关的事，但是他们的效率很高，正事没有耽误，同时可以在底下聊着qq，搜集着其他的资料，他们的能力相当的强。咱们学校的一些学生，尤其是到了高年级，就可能会按照自己的愿望，比如我想考研了，我就开始上课抱着考研的书看，其实我上课讲的东西他真正的听了，和他（想知道）的很贴近的，甚至比他那个效果还要好。”

那么，遇到这样自己做主的学生，贺老师又是怎么做的呢？

“作为老师，我可能会私下提醒他一下，我不会告诉他你该怎样，我会问问他未来想做什么。往往这种学生分成两种情况，一个是特别有主见，对于他去干的那些事我就不多说了。对于那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我可能善意的就提醒他一下，我就会和他讲我当年同学是什么样的。”

在她看来，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去规划，别人是不能代替的。“如果他没有意识到，如果他没有这种意识，他永远是意识不到的，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你不能替他操一辈子心。”

“吃一堑长一智，谁都有这样的时候，我也有因为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某一门课没有太重视，结果考试成绩很差，当然就只那一次就够了，就不会再跌第二次跤了。”

这种对自己人生该有的自立的态度无论放到以前和现在，都是适用的，可有些事随着时代的进步，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面对这些不可逆的改变，贺老师的态度是这样的。

“我最近一直和别人在讨论：新媒体特别是这些新的移动终端，能够在课堂上无线wifi连入的时候，教师怎么才能把学生的心抓住。我们正在讨论这个话题即便说我在课上，学生假装的听我的课，可能课下他不在阅读传统的书籍了，他可能在打dota，刷微博，玩微信，有的时候我也被那些东西‘控’过。但后来发现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这人，一些东西一旦控制我，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问题了，想了想以后，为什么会这样，这东西有意思在哪，长时间这样下去有什么后果，会不会玩物丧志，还是注意把度掌握好。”

贺老师认为，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这个也可以在课堂上去讨论，当成一个课题去研究。或者说大家开一个小会，双方都知道彼此在想些什么。”

在她看来，“双方的沟通很重要。”

做一个_____的老师

“前段时间我在外面听讲座，讲教师的职业形象和生活形象，对我来说，这两个形象是统一的。”

贺老师觉得学生时代的经历，帮她做出选择——现在做一个什么样子的老师。“我的心胸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宽容，这个实际上是我在上大学期间，甚至能追溯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喜欢的那些老师是什么样子的，我就会把那个样子都记下来，当然还有一些是我特别讨厌的，不问青红皂白就罚我站的，你就会想想千万不要成为他那个样子。

我不断要面对新的学生。刚工作时，我教80后，现在是90后，再过几年就00后了。他们不断给我带来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包括学生对我说话的方式，就是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特别有礼貌，特别的谦虚，他可能直接上来就挑战你。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其实他是没有恶意的，希望跟你交流，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块儿呢，你从他身上能学点东西，他从你这也学一些东西，双方成为朋友，都不是说教学这种关系。”

    而说到老师和学生应该保有的底线，贺老师这样回答:“做什么还是要像什么，做老师，中国古代就说要‘传道，授业，解惑’，到今天依旧如此。”

贺老师觉得教师这个行业对教师本人约束还是挺多的，除了保有起码的职业操守，不能太功利。“好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是要凭良心的，就是我们这个课讲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的心里其实是有一杆秤的。”“要真诚要敬业。”她如是说。

在贺老师看来，对于学生来说，在学校期间应该要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因为“以后可能就没有整块的时间去学习了”，“再有就是不要把特功利主义，特别社会上那些丑恶的东西拿到学校里来”说这话是她的表情很严肃，“比如最后要成绩啊，各种形式的套近乎，这就是触碰双方的底线了。”

“双方都要‘真’，真诚、真心去学习，最后获得真知。”她笑着说。

致谢OR后记

这是传三新闻室特稿组作出的“我身边的人”系列作品的第一篇。在创作过程中，被访人贺心颖老师的配合与支持让我很是感动。在成草稿之后贺老师的耐心修改又让我受益匪浅。特此感谢贺心颖老师！另外，同样在此感谢创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每个人，特稿为你们每个人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