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恢复的第一年，怀着为了能吃上国家粮，不用再下田干活的梦想，已经毕业5年的龚建国参加了这次高考。2011年，高考恢复第34年，应届生王清参加了这次高考。她不知道为什么要高考，但她知道只有考好了，自己的未来才可能有好的前景。

他的高考

1977年高考的前一天，龚建国还在田地里干活、出工、赚工分。他没有时间复习，也没有能力复习。家住农村并且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的他，请不起也请不到老师；72年就高中毕业的他，在毕业当天就把书给撕了；一本复习资料也没有，没钱买也实在没地方买。龚建国也没有参加那些村里那些比较富裕的家庭的人们的组织复习，他没有钱，需要时间去赚工分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不然的话连喝粥都不可能实现。

明天就要高考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龚建国突然想起年迈的父亲对他说的话：“你自己也20岁了，自己知道要干什么。你这次考上了就考上了，没考上就算了，回来种田。”

他的确读了9年的书，尽管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文革的时候读完的。五年的小学生活，龚建国觉得好像就学了毛选语录，老师一天发一张，钢板印的，天天背，背完了就回家。66年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小学的校长换成了出身贫苦的人，他们小学生都成了红小兵，总是在批斗老师。几千个学生在看台下面，老师抓了一路，双手被反绑着，胸前挂块黑板，脑袋上带着一顶纸做的高帽，被人推着走上批斗会中央。批斗开始，几千个红小兵就在大队长、中队长的带领下喊“打倒XX老师”“打倒臭老九”。一个个曾经被老师批评或处罚过的学生走上台去，揭露老师的“罪过”，每个人都得说。批斗会往往会持续一上午或一整天。但次数却很多。有时候在教室上课，上着上着教室就涌进一堆人，把老师抓走了。最开始的时候龚建国和其他的同学们很惊慌，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习惯了，老师被带走了，大队长，中队长就走上讲台，接着教同学背毛选语录。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到了1967年，一整年的时间，没人上课，学校也基本停课了。红小兵们就就成群结队的瞎逛，晚上也逛，到处闹革命。

龚建国的小学生活貌似就在不停的闹革命中结束了。

1968年下半年的时候，学校终于正常上课了，他也上初中了。学校发了书，有好几本，有《农业基础教程》、《英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好像还有一本叫《常识》的书，虽然那些书非常的薄，但龚建国很喜欢，他终于有自己的书了，不是那些一张张的单薄的纸了。他第一次学到这么多科目，甚至很多科目都是第一次知道。他学得很认真。

70年的时候龚建国上高中了，还是那几个科目，但书厚了很多。他学得很不错，班上前几名。那时，邓小平复出，也推行了教育改革，龚建国很喜欢这个素未平生的人，他以为他会带给他吃上国家粮的希望。他觉得要是这么下去，73年的时候也许就有高考了，那时他就可以直接参加高考了，自己肯定会考上的。但是很不幸的，邓小平下台了。72年夏天，连毕业考试都不用考，龚建良拿了张毕业证，没有任何仪式的，离开了学校。

“算了，明天就这么考吧。”

带着一张准考证和两支笔，龚建国走进了考场。在考场，他看见了一些已经结过婚，甚至生过小孩的人，还有一些稚气未脱的少年。绝大多数的考生都是男的。

考试开始了，他看了看卷子，只有解答题和填空题。考试纪律很好，只有唰唰的翻页声和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没有人作弊，也做不了弊。他知道只有填空和解答的结果就是如果那题不会做，那么那个题一分也没有。

考试进行了两天，他很庆幸没考英语，只有想学英语专业或和英语相关的专业后面才会进行英语的测试，而对他来说，只要能考上就好了，他不在意也不知道有哪些大学。

考完后，龚建国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准备下田干活。为了高考，他已经请了两天的假了，他得赶紧把工分赚回来，不然真的连粥也喝不了。

考试结果出来了，他离录取线差了2.02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事过后30多年，他还记得这么清楚，脱口而出。

没考上的他在一所乡村小学当了三年老师，业余时间仍然在田间劳作，赚工分。

1980，龚建国决定再次参加高考，这时，他已经23岁了。他还是想考一次，想吃上国家粮，想有个城镇户口。

这次，他找来了一些简单的复习资料，毕业已经8年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捡起多少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去学，他依旧清贫。其他的时间，他要上课，要参加集体劳动赚工分来养活自己。

志愿填报的时候，他填了师范院校。事实上，他仍然不知道有哪些学校。只是听人说，范学校，上大学不用拿钱还发工资而且比较容易考。对他而言，清华、北大和宇宙一样陌生。只要能吃上国家粮，随便哪个学校都成。

龚建国觉得考试跟三年前没什么差别，依旧是那五科：语、数、政、理、化。依旧只有填空和解答。只是考试的人好像都是变成了20几岁的样子。在校的学生依然很少，毕竟文革存了10年的人才，一下子考不完。

后来，他考上了湖南湘潭的一所师范大学，学校把他的户口转成城镇户口，每月还发工资和粮票，他成功的吃上了国家粮。

知道结果的那一天，他请要好的朋友们吃了顿饭。

她的高考

为什么想要考北京的学校?

她已经忘记了最初的原因。

去年的9月，王清站在天安门广场，忽然发现原来天安门也挺矮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那么宏伟壮观。

梦想的实现，总是要付出努力的。

高三那年，她大概有280天过着早上6点50起，晚上12点后睡觉的日子。对于她而言，放假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睡饱觉。有一次放假，她从早上9点多直接睡到下午5点多才醒，她妈妈被她吓坏了。

高二的时候，她妈妈帮她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放了两张单人床和一个桌子后，屋子就挤得只有单人通过的地方。屋子离学校很近，能清楚地听见学校的铃声。这层还住了其他四户人家，都是要陪读的家长和要高考的孩子。

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她和奶奶过了两年。

每天的七点半到八点是学校规定的早读时间，班上提前了15分钟，还安排了班干部查人。王清习惯在离铃响还有一两分钟的时候踏进教室，她有很多同伴，那一两分钟里本来有点空的教室会迅速坐满。迟到的话，名字会被写上黑板。次数多了，班主任会找你谈话。

黑板的旁边有一个倒计时牌，王清是负责换这个的，100多天的时候，她觉得时间还很充裕，可以干很多事。可当数字变成32的时候，王清突然觉得有些绝望，原来自己已经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黑板的正上方是一个大钟，高二的时候用班费买的，直到高三毕业都一直好好的工作着。每天班干部就依据钟的时间清查人数。王清自己有手表，但不怎么用，她总会习惯性的看那个大钟。埋头写会作业，抬头看两眼时间。课代表又快交作业了、这节课快下了、今天终于要结束了……

黑板的右边有3张粉红色的纸，把全班47个人的志愿学校满满的印上。第二个就是王清了，黑色的字写的是外交学院。她记得，为了填好志愿，班上弄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教室后面贴着很多大学近年的录取分数线，班主任发下4本去年的志愿填报书。不到一礼拜，4本书的封面都被磨掉了。

她后来拿到了其中的一本，毕业后就把那本书和所有的高三书籍锁在了阁楼上。

7点15到中午12点，除了上厕所，出操，很少有同学出去玩了。忙的时候，王清早上买的早餐在10点多的课间操时间才能匆匆吃上几口。实在饿了，她会在早自习背书的间隙偷偷吃上几口。班里的同学背书很努力，可是班主任总说她们声音小。每次瞅着班主任快进来了，同学们的声音就会突然拔高几个调。可是王清喜欢默默的背，还好老师不怎么管她。王清特别羡慕那些被班主任叫在走廊外谈话的学生。她知道，老师还愿意说你的话，说明你还有希望，说都不想说了，你就基本上完了。

王清一天要上13节课，晚上10点才能回家。她一个星期只能休息半天，随着高考的临近，那半天时间的也被老师强制性的规定来自习了。体育课早也成了自习课的别称。晚自习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同学选择坐在走廊上，或者小办公室背书。王清去过2次小办公室，同学都在大声的背书，小厨房般的空间挤了10来个人，王清觉得她们都在向对方吼，那种声嘶力竭的气氛让她感觉恐慌。

第二节晚自习下课后，她习惯在操场上跑上一圈，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躺在草地上休息，看着天上的星星，她感觉自己的弦绷得没有那么紧。

   晚上回家，奶奶早就帮她准备好了吃的，大多数时候是切成块的水果，洗漱完后。在床上打开一张折叠的小桌子，高二时花了25块钱买的。放上今天的未完成的作业，几本参考书，一支笔，一碟吃的，一个蓝色的小熊猫台灯，她开始了她的工作。

有几次，她实在感觉到累了，就让奶奶帮她向班主任请假，没去上晚自习，在自己租的小房子里，就这学校的铃声，静静的看书。凳子上还堆着一摞参考资料，大部分还是新的，她已经不想管了，也没能力去写了。

离高考好像还有十天的样子，她们搬到了另外的一栋教学楼，原来的要作为高考的考室，离开那天，很多同学拿着照相机来了。整理考室的时候，王清把教室的门牌、倒计时、值日表、志愿书还有教室门上“蟾宫折桂”的对联，教室后面“走得最远的人不是走得最快的，而是能一直走下去的人”的标语、自己的贴着喜欢的动漫人物的黄色的课桌、被刻了一朵大花坐的的凳子、还有边上用来放书的凳子……全都用镜头记录下来了。

她很庆幸自己带了相机。

高考前一晚上，王清看见有个班在放孔明灯，很多人都围在走廊上看，但那个班被巡查的老师骂了。白色的孔明灯飞得很高，慢慢的只能看见一个闪光的小点，一会儿就飞离了她的视线。

晚上回家，王清看了会成语和诗句，明天第一科考语文，她不敢更不能丢这么简单的分。从外地赶回来陪她的妈妈给她买了面包做第二天的早餐，妈妈想告诉她爸爸的问候，她阻止了。

很认真地对妈妈说：“这几天，谁的电话我也不接。你也别告诉我们”

6月7日早上7点的时候，她来到了教室，和一些要去另一个考场的同学等车。班主任把透明的文具袋发下来了。里面有准考证、身份证、2B铅笔、0.5mm的黑色签字笔，还有几只写着天坛祈福的替换笔芯，一张贴着天坛祈福的透明垫板。王清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到书包里层，之前老师已经很多次的强调过它的重要性了。

丢了它，就不用考了。

7点15的时候，排队上车。一路长长的白色大巴，前面都贴了编号。王清听见旁边的同学嘀咕：“我们终于也享受一回特权了。”

车开动了，忽然旁边的同学让她赶紧看窗外。5层一个教室的小小窗户里探出很多黑色的脑袋，她们热烈的挥手，大喊着，王清忽然觉得很柔软。车驶过校门的时候，红色的炮竹热烈的喧嚣着，校门边围着很多家长在看。她这才发现，原来警车在替她们开道。

前进的路上，有同学提议说唱歌，她们唱起了班歌《精忠报国》、《我相信》还有一些流行歌曲，大家欢声笑语的，倒像是去郊游。

终于到了，王清看见很多家长，但拿了准考证和工作证的才能入场。班主任带着她们找教室。都在一栋楼。她们沿着楼梯走着，不时的出现新鲜的面孔。到了三层的时候，有些同学要走了，她们挥着手说再见，祝对方高考顺利，互相拥抱。王清在五层，最高的那层，她和这层的同伴说好了结束后等待对方，然后就走进各自的考室。

门口有有两个老师拿着一个工具在检查，王清走过那，把除文具袋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了外面的桌子上，老师拿着那个工具扫过她的全身，没有响声，挥了挥手，老师让她进去了。

等待的过程中，王清一直用大拇指掐着自己的中指，她记得老师说过，这样可以缓解紧张。

她一直掐着，直到把语文考完。

下午的考试结束时突然下起了大雨，监考老师拖的有点晚，她几乎是跑出考室的。出去的时候，她看见同学提着袋子倚在墙上，突然觉得很安心。雨势变得很大，几乎听不见彼此的声音，她和几个同学还有班主任被困在了一个宿舍楼底下，班主任在打电话联系，大雨滂沱中，她们互相开着玩笑，眼睛却望着窗外。大家的鞋子、衣服都已经湿了。过了十几分钟，她们终于就借到伞了，大雨里，两个两个的相互搀扶过去，路有点长，王清担心车子已经走了。在停车的地方，一排白色的大车整齐的停在那里，20多辆大车喷薄的尾气声让她觉得无比震撼，她觉得自己的眼泪出来了，可脸上只有冰冷的雨水。

最后一场考完后，她一出教学楼就赶紧给爸爸打了个电话。

“感觉不怎么样，好像没考好……”

晚上8点半，王清来到一家KTV，她们班把这里最大的KTV包下来了。她第一次进KTV，第一次喝酒，她觉得啤酒很苦，几乎是皱着眉喝下去的，但她喝了很多。有几个要好的同学觉察出她的不对劲，问她怎么了。她不知道自己是为了考试还是为了即将的离别，她感到很难过，只想把自己灌醉。

她一直坚持到晚上12点，她们本来想通宵的，班主任过来把她们劝走了，她一直没醉，她记得12点的时候大家合唱了一首《死了都要爱》。几乎是嚎完的。没有人哭。只有不断的拥抱和再见。

今年五月中旬的时候，王清来到天坛，虔诚的在祈年殿、在圜丘为还在家乡奋斗的“高四”的同学祈福。

又是一年高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