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去考研”

 董雨晴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10级1班的班长，她从大一就立志要考研，直到今年，她大四。

“关于自己是学霸……这个吧……”董雨晴的尾音上扬，“大一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去考研，到大二、大三实习之后发现考研真是太有必要了。”，

 大二暑假的时候，董雨晴到东方卫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习。实习的过程中，董雨晴发现，那些在职业生涯中“混的好”的人都有硕士学历。她认为，硕士学历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垫脚石。毕业的时候硕士和本科都一样，但经过“细小地方”的筛选，留下的人都会很优秀，如果其中有人是研究生，那接下来被筛掉的就是本科生。

考研同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董雨晴在实习过程中清晰地感觉到了“能力很停滞”，没有进步。如果不在学校学习专业的知识，那么，在工作过程中的收获会很少。

她并不认同“工作之后如果需要再考研”的想法。“考研这个事情一旦放下了就很难再拿起来，这个是绝对的。”

“考研对于我而言就是不能半途而废的事。”董雨晴已经打算好先考研，然后继续找单位开始实习。

不管以后去了哪个卫视，都比不过在传媒实验中心这几年的感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电视台是由曾经的新闻中心与电视台合并而成，董雨晴在2010年加入的是新闻中心。

 那时候的新闻中心系统并不庞大，只做新闻类节目，在扩展成校电视台之后加入了人物特稿和专题新闻的板块。大三的董雨晴担任了常务副台长，负责专题新闻。这时的董雨晴已经不在一线制作新闻节目了，而是开始做组织例会、确定选题和审核节目这些“细节上的事”。

 董雨晴不光在校电视台任职，她同时还是10级传播学1班的班长，“别人总说我是一个特别不会拒绝的人。”她也曾经承担过学生会的工作，但大一一结束就辞掉了。

“如果我不能专心在一个领域做一件事的话，那我在每一个领域上都是一种浪费。”董雨晴认真地说，“选择了一个岗位就一定把那个岗位上的事情做好，绝对不能以应付的心态对付这个职位。”

 偶尔，当班长的工作和校电视台常务副台长的工作发生冲突时，董雨晴也只好尽全力去协调，她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调和的，绝对没有不能调和的时候。”

 大四的她作为总导演兼导播，带领大二和大三的学生制做了2013年的《传媒第一课》，一个专门为文传学院每届大一新生办的访谈类节目。

 这是一个“特别费心血的节目”，因为董雨晴要求《传媒第一课》水准要与“可收视的卫视节目平齐”。但是卫视中像这样的大型节目都有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无论是制作经验还是追求的效果都比他们要高出太多。

 在《传媒第一课》的节目录制过程中，制作组无意间调配出了一种灯光。那种灯光效果是他们之前所追求的，但从没有调出来过。“当时第一效果调出来之后，我们觉得特别开心，没想到能把舞美调成这样，”董雨晴笑笑，“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我在其他地方不会再有了。”

 这期《传媒第一课》在老师的评价中还算是不错，在节奏的把握与最终效果上董雨晴也比较满意，她把这期节目当做她毕业前的收官之作。

“不管以后去了哪个卫视，有再棒再好的舞台、灯光、舞美，都比不过在传媒实验中心这几年的感受。”

老师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从“实习生”的称呼变成了“小董”

 大二暑假董雨晴进入东方卫视实习，一开始工作非常简单。她的师父介绍说“这是我的实习生”，那个时候她和别的实习生一样，是用来打杂的。

 由于问的问题比较多，而且非常注意工作的细节，董雨晴在实习的第二周就被允许自己写选题。在第一次尝试后，她的选题一眼就被看出来是没有经验的人写的。那个选题被师父批评:“就算是新闻联播写也不应该是你这样的态度写。”

 于是董雨晴在不出新闻的时候就一直在改稿子。一开始改一遍、改两遍，到后来改四遍、五遍。直到最后，她一、两遍就可以写出像样的新闻。第二个月的时候她已经可以独自带着摄像出去采集新闻了，这时候别的实习生还处于“送带子、倒水的阶段”。

 有一次，一个老师带着他的学生和董雨晴去做街采。那个学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需要他的师父再给他讲。而这些细节董雨晴自己都已经掌握了，直接做完了街采任务。“现在学校学的一些东西说是不重要，其实很重要。（学完这些）在细节上就比其他的实习生更加优秀。”董雨晴非常注重“细节”这个词。她觉得，在一个机会中要想抢先一步掌握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就看在学校时候的积累。

“老师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从‘实习生’的称呼变成了‘小董’，其他人都觉得我是记者。”董雨晴笑着说。

 实习结束后，董雨晴在技术上没有什么收获，学到的大多数是处事的方式和对于新闻宏观的掌握。

“记者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群体”，她觉得挺好、挺自豪

 由于实习的经历，董雨晴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有了自己的体悟。

 对于“记者”这个职业,她最深的印象是“7·21北京特大暴雨”事件。那几天她和同事每天蹲点做直播，有时候熬夜到凌晨三点多才出动。

 到灾区的时候，他们两辆大巴车被人拦住，说是道路不好走，但是他们都明白是有关领导在告诉那边灾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董雨晴在现场清楚地看到灾民围在一圈，用“想说话又什么都不敢说”的那种眼神看着他们。当时就觉得记者这个职业能够“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

 有一次去一个医院做医疗制度改革的新闻，那个医院的主任特别敏感，上来就抢机器。“可能我们真的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她说，“记者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群体”。事后董雨晴重新体悟这种感觉，她觉得挺好、挺自豪的。

“我想做导演。”

  在前不久，东方卫视在全国举行校招。在北京的校招点传媒大学，有超过80个人参加面试，其中60多个都是传媒本校的学生。

 “我觉得完蛋了，这么多传媒大学的（学生跟我竞争），我绝对过不了面试的”。董雨晴回忆说。在董雨晴之前的考生跟考官聊得都挺好，她甚至能从门口听到他们笑声。

 进去面试的时候，屋子内的考官对董雨晴的态度极其不好，她的状态也自以为不佳。“面试官很会给你下套。”

 面试的时候考官问董雨晴一个问题：“你做过导播还是导演，那你更喜欢做导播还是导演？”

 “导演，因为导演传播性更强一点。”董雨晴答道。

 “那现在我们电视台特别缺导播，导演不是很缺，我让你去，你是做导演还是导播？”

  董雨晴想了一下：“我想做导演。”周围的人全笑了。

  之后考官问了两句，就说“我们了解了，你可以走了”。

  第二天董雨晴收到了一条短信：她通过了东方卫视的校招面试，工作事宜会接下来给她打电话安排。

  董雨晴觉得太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