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过后的第一个周末，病床上的张同光见到了前来探望的二女儿和外孙女。二女儿告诉他：“母亲的三级糖尿病已经从心脏落到脚跟上了。”

老伴跟大女儿住在廊坊，张同光已经三年没有见过她。他说：“没什么可想的，这么大岁数了，想啥？”

80岁的张同光跟这里的其他老人一样，住进松堂临终关怀医院，或许就意味着不能再出去了。

这家医院，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五环外的管庄。从城铁管庄站到松堂医院的路上，没有一家店面。

一般来讲，住进医院的病人，都会期待着早日康复。而松堂医院的病人，只能接受两种结果：静静等待生命特征的消失，或者自己放弃生命。

张同光已经一个星期没下楼了。往常，他总是松堂医院里最活跃的一个——能随意下床，提着一个装有歌本和报纸的红布袋，穿过二十米长的过道，乘电梯来到一楼，坐在大厅里，静静看着过往的人。有时他会翻看报纸，当有志愿者走近他，和他聊天，他会提劲唱几句歌。

张同光一辈子都在石油系统工作，1992年在石油管理局退休时，他的职称是高级经济师。

最近一个星期，张同光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了。他的床位正对着病房的门，每当有志愿者经过，他会侧着身，对着经过的人招手，微笑。

2010年，二女儿和孙女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承受不了负担，将他送到了松堂。那时他被帕金森综合征、全身衰退型性关节炎、高血压，以及长年吃降压药导致的心脏、肾功能受损等疾病所困扰。

住院三年来，张同光的病情越来越重。受帕金森综合征的影响，他的双手不停颤抖，即使被人握住，也会让另一个人的手随着抖动；五一那几天加剧的坐骨神经痛，让他不能轻易下床了；心脏功能受损，他必须每隔四个小时吃六粒速效救心丸——全靠自己，如果忘了吃或者睡着了心肌梗塞，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活了七八十年，从没像现在活七八天这么费劲。”这个老人对于身体上稍微一点的疼痛都极度敏感。

护士给张同光的床插上了护栏，使他不能从床上滚落。这也让这他这张本来就不大的床，显得局促。床的内侧搁着两个尿壶，他以前常掂下楼去的红布袋子，旧得已经出现拉丝，也在一旁放着。

袋子里的剪报、歌本是张同光的“宝贝”，仿佛是他一生的浓缩。

张同光出生于1933年，他的童年是在乱世中度过的。受到时局的影响，他先后学会了三种外语。小学时，日本人来了，他就学了日语；中学时，国民党执政，又学了英语；大学时，共产党上台，又学了俄语。

2011年1月7日，张同光看到北京晨报转载《南都周刊》的《夹边沟“右派”们的生死劫》一文，便用道证法师的《枉死变往生》一书作底，将报纸剪下贴在了书的中间。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五”期间，张同光被调到兰州石化炼油厂做京石油管理局的联络员。很快全国就开始了一股“反右”的高潮。根据上级指示，张同光的工作单位里有5%的“右派”指标，而容易被归为“右派”的大学文凭者都还占不满这个比例，加上他爷爷做过军阀，出身不好，所以“惶惶终日”的心态包裹着张同光。

很快中苏交恶，时任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的徐今强知道他俄语讲得好，就下令把他调回北京，做一些与苏方交涉的事务。“他（徐今强）给我保的，没当成‘右派’，不然得被饿死。”张同光说。

张同光觉得，如果当时一旦被划成“右派”，自己将九死一生。但令他庆幸的是，他与兰州西北那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只是擦肩而过。

歌本有两本。

封皮带着“火”字的那本是张同光从1985年到1992年退休的这段时间内用DOS系统编排出来的。1985年，中国第一台PC计算机诞生。张同光觉得这个笨重的金属盒子以后会有大用处，就借着英文的功底，自学了C语言等编程语言，并参与了一些程序的汉化。他爱唱歌，就用DOS系统编排了500首自己喜欢的歌，打印出一个歌本，扉页写道：“92年以前流行歌曲戏曲词，供会唱忘词者使用。”

后来，有位志愿者在这个歌本的基础上增添了1992年以后的一些流行歌曲，使歌曲数加至695首，重新打印出来，送给张同光。但他记不清是哪个志愿者做的了。

并且，他记不清的事情不止这一件。

“我最近老爱听第141的《父老乡亲》，国母（彭丽媛）唱的。”张同光摆着本来就哆嗦的手，拿出一个听歌器。这是他外孙女前些日子给他买的，机器的储存卡里收录了一千多首歌。事实上，第141首歌并不是彭丽媛唱的《父老乡亲》，第414首才是。

   不光是记忆力的减退，每况愈下的身体条件使这个老人有时感到无助，急躁甚至发脾气。

   不能下床以后，张同光的排便变得更加没有规律。他需要护工把便椅搬到床边，并搀他下床。

  一次张同光朝护工喊道：“我要大便。”

  “你拉不出来怎么办？”护工问。

  张同光皱着的脸顿时提了起来:“我不拉，你打我吗？！”

  护工没做声，转身离开房间，去拿便椅。

张同光这两年来身体渐渐衰弱的状况被他的同房病友张文成看在眼里。张文成在松堂医院住了五年，是这里的“老资格”。

张同光与张文成是318病房里唯一能与人正常交流的两个人。他们的床就斜对着，但做了两年的病友，二人并未说过几句话。

这里的老人大多都是沉默者。

相较而言，张同光更愿跟陌生的志愿者吐露自己的心声。

他有一本相册，是张同光近年的照片，多是他来到松堂医院后和志愿者、来访名人的合影。

唯一张关于过去的黑白照片是张同光三岁时和他母亲的合影，它被夹在了相册的第一页。照片上的女人齐肩卷发，嘴角微微上扬，她的右手绕过了孩子的后背，搭在了他的肩上，孩子紧紧地靠在女人怀里。      

母亲在拍下这张合照后的一年离开这片爆发了抗日战争的土地，去了美国。

张同光关于母亲的记忆大多都模糊了，只记得她姓刘。“其他的都忘了，啥都忘了。”他沉默了片刻，眼皮垂了下来。

  有时张同光拿出这张照片看两眼，也会笑。这是母亲与他唯一的交集，也是这辈子陪伴他最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