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先生和他的“西门”复印店

出了学校西门向北50米路东有个小院儿，占了进门右侧第二、三间屋子的便是首经贸西门复印社。店主人邹先生和他的妻子就在这两间屋子里一天到晚地忙碌着。

邹先生这里的主要业务是给首经贸的学生批量复印教材，而像是单张打印或是少量复印的活儿一般很少，因为他的店在校外，同学们出来的话就不如在校内方便了。每学期开学的头几个星期，是邹先生最忙的日子了，那时来这里印书要排到三两天以后才取得出。笔者本人也是这家店的常客，因为身担班里面学习委员的职务，所以有时遇上要求自买教材的老师就不免到复印店“跑跑腿”——为着大家的一个共同目的：省钱。其实如果撇开“版权”的问题（在中国大陆，似乎上述行为被绝大多数的师生认为是一种“善意的侵权”）不谈，这里复印出来的书纸张质量好，字迹清晰——至少笔者身边的同学是这么认为的。

虽说也算老主顾了，但笔者向邹先生说明此次造访的来意时，这对年轻的夫妻连连摆手拒绝。也许是因为性格中的腼腆，但更多是出于对“采访”这种来意的极度陌生（尽管笔者当时用的词是“聊天”和“随便聊聊”，并几乎穷尽了所有“言辞”去向他们解释），邹先生夫妇二人一再表示“没什么可说的”。但在笔者厚着脸皮几次三番的请求下，邹先生终于不太耐烦地走回卧室向我招招手：“唉，进来吧进来吧。”

笔者看到的邹先生的家是这样的：两间加起来二十来平米的小平房，靠门的那一间是他们的“办公室”，三台复印机中的两台在“呜呜”地工作，邹先生的妻子在那里娴熟地搁放着纸张，几摞一人多高的复印纸被整齐地堆在墙角，而他们的儿子就坐在那旁边玩耍；靠里面的一间是他们的卧室，屋内有一张上下铺式的床，下铺睡人，上铺堆满了行李，床前的桌子上放置了一台老旧的电视机。当邹先生与笔者开始谈话时，他把频道调到了播放着电视剧《苏东坡》的东南卫视。“我平时没事就爱看电视，这个《苏东坡》蛮好看的，是陆毅演的。”于是就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邹先生与笔者聊了起来。

邹先生操着一口很明显的南方音，他是湖南娄底人。邹先生的妻子来自他的邻村，他们六年前一起来到北京打拼，起初是在海淀开店，三年前搬到了首经贸这边。邹先生四年前有了这个小儿子，他还有一个六岁的大儿子，在老家上着大班，目前由孩子的爷爷奶奶照看。他们在老家里还有一块儿地，只是交付给别人耕种了。邹先生说，过了年就把他的小儿子也送回老家上幼儿园，北京的学校学费太贵，他们承担不起。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姐姐，也在北京开复印店。谈到这里，邹先生略带自豪地说，北京这边干复印这行的大部分都是湖南人，得有一千多家，一开始他干这个的时候就是有老乡帮带。在来到北京之前，邹先生还在广东那边打过几年工，他说南方那边夜市摊多，找个活儿很容易，但给人家打工是挣不到什么钱的；如今虽然只是开了个小小的复印店，但也算是自己当家了，总比那时候强一些，不过学生的钱还是不好挣。

的确，邹先生的复印店规模不大，而且相较于校内的几家同行来讲没有区位优势。对此他定下了这样的经营策略：主要接大批量复印的活儿，保证其质优价廉，并且负责送货上门。这看起来是一种很不错的营销手段，邹先生也是这么做的，但他还是有很多苦恼：“挣学生的钱难啊！我这儿的价格已经是最低了，比如复印书一面都3分了，有的学生还想往下降。你想想一张纸都几分钱？我给他印下来几乎就没利润了。”此外，也常会发生一些误会。比如学校的小西门旁边有一家叫“湘源“的复印店，有的同学误以为那就是邹先生的店。“有时候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让我送书，我想哪有的事啊？后来才搞清他们把书拿到西门旁边那家店去印，但是拿着我的名片打电话。”邹先生显得一脸无奈。其实是“西门复印店”这个名字混淆了试听，邹先生说他暂时想不出来更合适的名字，而且叫“西门”的复印店确实只有一家。笔者问道为什么不考虑搬到学校里面，邹先生摇着头，说他不认识人，在学校里没有关系，进不了。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生活成本增长得太快，邹先生的这两间房的房租在他来到这儿的第一年是350元，第二年变成650元，如今又涨到1200元。按照邹先生所说的一年大约2~3万的收入，笔者试着粗算了一下：这两间房一个月交1200块钱的租金，电费也是自己掏，如果刨去最初扎下的固定成本不算，一年下来除了日常开支能攒下的钱也就几千块钱。这样一年挣的钱甚至不够在北京买一平方米的房子。邹先生家院门口有家河南人开的小饭馆，他说几乎没去过，一天三餐都是他妻子做饭，这种生活方式对于这个一家三口来说似乎是最合适的。

笔者问邹先生有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能挣到大钱，邹先生笑了：“谁不想挣大钱？谁不想当大老板？也不是说当就能当啊。在我们这行里有做‘同文’（同文品牌设计）的比我们挣的钱多。我文化水平低，不会搞那个。”

在邹先生，甚至是无数个像邹先生这样的人眼中，他们自身的条件以及所处的背景使他们并不会往长远、从大处去展望自己的发展。他们最关心眼下：走一步是一步，精打细算，小心翼翼。《五月槐花香》中落魄贫苦的范世荣说：“日子，是一天一天挨过去的。”这话听起来有些伤感，但似乎也并非全无暗含乐观的哲理。

临走的时候，笔者和邹先生夫妇二人都在向对方不断言谢。邹先生说：“我不是那种爱跟人讲话的人，不过你这个人还蛮好说话的。”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彼此感谢的原因了。